自督问，赵与莒可以肯定，他比起那些政令出不了京城的皇帝好不到哪儿去。

也正是因此，历代雄主大多都形成了多疑刚愎的性子，哪怕曾经跳脱潇洒从谏如流的唐太宗李世民，在晚年也会将魏征的墓碑给推掉毁约不将女儿嫁与魏征之子。再心胸开阔，总被这帮子瞒上欺下的家伙折腾来折腾去，也会大发雷霆之怒，乃至……

赵与莒想到那史无前例的十年，他曾看到过一份资料，说某位伟人之所以会发动史无前例，便是因为发觉下面官员在把他抬上神坛的同时，有将他架空成泥胎木塑的迹象。他甚至在接见记者时否认他改变了整个中华，而叹息他连首都附近郊区都无法改变。

有关勋议团的决议事关重大，当然不能由这群臣二人在博雅楼中做出最终决定，还是要通过大朝会，哪怕只是一个过场。但是，当崔与之在朝堂上提出“勋议团”时，出乎赵与莒意料，他遭到了几乎所有臣子们的反对。

这些大臣们本能地有种惊恐他们的权力来之不易，或是经过数十年苦读而一跃龙门，或是在具体行政岗位上浮沉倾轧多年才出人头地，可“勋议团”则让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轻易获得权力，这是他们难以容忍的事情。

“陛下此策，自古未曾有之，不唯惊世骇俗，而且大伤臣僚之心。”现在群臣也知道赵与莒的脾气，将自己的理由公开说出来，不会引起赵与莒的怪罪，可硬生生想去牵强附会抢占道德的制高点，却会惹来赵与莒的冷嘲热讽。

“此事果真自古未曾有之？”赵与莒惊奇地问道“朕与崔卿饱览史籍，方自周礼中得此良策，卿何言古未曾有之？”

“周礼中哪有勋议之说？”又有人道。

崔与之不慌不忙地出来，比起反对的汹汹群臣，他要准备得更为充分，他道“《周礼地官序官》中载，乡老，二乡则公一人。郑玄注云，王置六乡，则公有三人，三公者，内与王论道，中参六官之事，外与六乡之教。”

反对的众臣面面相觑，周礼中确实有此记载，而郑玄所注也是真实，只不过谁都知道，崔与之是在曲解周礼与郑玄之注了。

立刻便有人指出这一点来“崔相公所言有所疏漏，此乡老非乡间勋议，乃是朝中三公，郑玄云，‘其要为民，是以属之乡焉’，并非其人僻居乡间，乃是其人关注民间之事耳。”

“错，错，郑玄虽说‘是以属之乡焉’，却未曾说便一定不在乡野选择，他此前所言，若乡老在宫禁之内，与天子论治国之道，在朝堂之上则监督百官事务，在外则关注乡里教化。由此可见，此三公困据于庙堂之中者也。我大宋承唐制，《唐六典》又云，三公，论道之官也，盖以佐天子，理阴阳，平邦国，无所不统，故不以一职名其官。”崔与之微微一笑道“唐以宗王充任三公，但存其名，我大宋既有意超唐越汉，如何能让这职司流于形式？”

“我朝中不设三公，设勋议于州府，如此既无虚职冗官之患，又有替天子理阴阳平邦国之人，如何不可？”

崔与之的目光与这些人不同，他与赵与莒接触最多，故此最为了解赵与莒的计划，赵与莒也曾在他面前吐露过，要让大宋——或者说华夏——跳出兴亡勃忽的怪圈，而要达到这一点，寄希望于代代都出现贤君名臣是不可能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掌权者的权柄，让他们既可以安于政事，又不至于因为个人的品德或者野心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赵与莒提出勋议团之说，他立刻意识到，这个东西是赵与莒拿出来削减旧派官僚士大夫的权力的，但同时，只要运用得当，这个组织同样也可以用来限制皇权。

“便是如此，乡老岂可泛滥，周时二乡方有一人，可在崔相公所提之议中，每千丁中便可设一勋议，我大宋丁口过亿，如此岂不要设十万勋议？”又有人驳道。